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上)
（郑 体思）
前
言
我是1921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自幼受到江南丝竹乐的熏陶，对笛、箫、二胡、琵琶、月琴等多种乐器均极其爱好，曾经常习奏并登台演出，业余艺术实践长达七十余年。芦沟桥事变后，我随全家逃难到汉口，在流亡学生登记处登记报名后不数日就被送到大后方的四川合川县郊濮岩寺，在国立二中高中部读书。1938至1940年曾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白雪国乐队，积极投入练习和演出活动，受到校领导的表扬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与好评。
在高中，我有幸从夏荪楚老师习奏二胡，从杨大钧老师习弹琵琶，多次欣赏到刘天华、卫仲乐诸先生灌制的二胡、琵琶等国乐唱片，并开始习奏《春江花月夜》。从此我才知道在抗战前的上海有一个颇负盛名的社会民乐团体--大同乐会。1940年冬，我高中毕业，适逢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登报公开招考国乐练习生，我有幸被录取为第一名，并很快受到重用，成为琵琶、二胡的演奏广播人员。当时我的月工资为五十五元，比一般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要高出80%，工作轻松胜任，心情愉快。约在1941年的春末夏初，见当时的《中央日报》新闻报导，称“‘重庆大同乐会将举办难童国乐演奏会’欢迎各界人士欣赏”，我欣然前往，留给我的印象至深，这时，我才知道重庆也有一个“大同乐会”。
抗战前后的这两个“大同乐会”，是否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国乐团体？有什么联系或相同的宗旨？是否为纯粹的业余社团或半官方半业余的社团？两个大同乐会的组织机构、骨干力量和会员素质水平如何？社会影响与评价又如何？……如此众多的疑问在我脑海里已萦绕多年，后又得知上海老会员们对重庆的领导人很有意见，他们复员回到上海后，老会员们均不予理睬……这些情况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对此，有好心朋友劝我“不必介入”，但经我长期思考后，仍然认为应该把上述的种种疑团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予以化解，还历史真面目，让关心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人士和热爱民乐艺术事业的广大群众，能有一个比较公正、确切的了解。为此，我不惮其烦，毅然投入本文的写作，希望以史为鉴，并填补这个历史空白。
大同乐会的定名
早在1934年我在青岛市私立礼贤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音乐老师曾教唱了一首《天下为公》的歌曲，其歌词大意如下（后承刘志坚先生提供许如辉作曲的《大同之声》的歌谱进行核对）：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首歌词是出自《礼运·大同篇》，当时我们传唱，并不太了解其含意。既长，才逐渐领会是儒家的学说，其核心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吗？
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墨宝中就有“天下为公”的亲笔题词的条幅，他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一位李石曾先生，曾被称为“世界大同的理想家”[1]，一生信奉“人类互助，世界大同”。1906年李石曾在法国与张静江、吴稚辉等人发起组织“世界学社”（简称“世界社”），他们回国后，到了20年代在上海又恢复了“世界社”的活动，由李石曾任社长。他们的“世界大同”理念与上述“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是不谋而合吗？
上海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先生对“国乐乐器、国乐典藉”和“国乐理论”研究至深，被公认是“崇雅黜俗”的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学家、民族器乐研究家、演奏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他崇尚的“音乐大同”也是当时社会名流、文人雅士们的高雅志趣。他要把中国民族器乐推向全国及世界，因此他把原来的古琴社团“琴瑟乐社”正式改名为“大同乐会”，他以音乐大同促进社会大同，这就是他们的崇高志趣和远大目标。
大同乐会的老会员许如辉先生（在上海入会才16岁），来重庆组建成第二个大同乐会后，曾创作了一首《孔子诞辰歌》，歌词同《天下为公》，但曲谱却是他重新创作的。后来在组织会员演出国乐时，曾请著名影星胡蝶演唱《大同之声》（即孔子诞辰歌），可见对“大同”理念的重视。
大同乐会的宗旨
[ 本帖最后由 松风 于 2008-4-4 10: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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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风 (2008-4-04 10:51:52)
“20年代在上海成立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有会员40余人，为我国早期规模较大的国乐社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部分会员辗转来渝，组成重庆大同乐会，会址设市区曹家巷16号，留沪会员则于是年转入当地中国管弦乐队。该会以研究整理中国音乐、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以整理国乐曲谱、研究中国乐器制造、协助国家推进音乐社教工作为具体任务。经费以社会捐助、会员会费、乐器经营盈余为主，政府补助为辅……” （2000：355~356）
从以上可以了解到，上海和重庆两个大同乐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具体的任务也是相同的，而其经费来源的渠道也基本一
样，详细情况当在以后各标题下分别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