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昱新作——我是弱势人群
朱昱是个1米8个头结结实实的汉子，浓眉大眼，待人谦和，说话不温不火，看起来老实巴交，准时到达采访地点，抢着买单付帐，非常积极主动地配合记者的采访。这很难让人与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联想起来。
近一二年，他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行为艺术作品令圈里人大吃了一惊。1999年上海超市艺术大展中，他制作的装有人脑标本的罐头高价出售。2000年4月22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内进行的"对伤害的迷恋"展中，他将一块从自已腹部取下的皮缝到一大块猪肉上。同年的上海双年展中，他的作品没敢摆放出来，那幅作品是《食人》，照片纪录了他将一名死婴做为晚餐的过程。与这些事件相对应的是，去年国内美术界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里刮起了一股以自残，用人或动物尸体作为材料的潮流，朱昱以其匪夷所思的行动成为其中最具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行为艺术，不刺激就不能引起人们思考
新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行为艺术的？
朱昱：1994年，王府井美院的老房子拆迁，我当时和展望，于凡都觉得很可惜，想做点什么，展望在废墟上装修，我买了个鱼缸，然后用沙土填了里面的金鱼。做完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悟，我觉得这是一种残忍的方式，这时已经开始有死亡的意识在里面。97年开始决定重新搞行为艺术，98年9月第一个展是和琴嘎，孙原在美院做了"镶嵌"。做了一面墙，磁砖露一洞，后面是真人站在那里露出眼睛，写了一些奇怪的文字。
新闻周刊：你当时为什么想到用人体来做行为艺术？
朱昱：1995年于是去了北京医科大学解剖室，第一次进解剖室，看到那么多尸体，我站在里面，一下子就感觉到一些东西。关于生命，死亡。我看到人脑标本，原来我们思考，不过就是这个东西。当时先以大脑为出发点，做了很多方案，但没有实施。
我想从材料着手，在以前就做过各种材料的试验，因为当时中国的前卫艺术还没有完全解决材料的问题，如果不能刺激人的话，人们肯定不会去关注，你若很平和讲事儿，别人就不关心。这时我想用尸体，但这是个材料的禁区，后来邱志杰搞了"后感性"，在地下室里搞的。我把方案给他，正好上海有个超市的东西。我就四处去找尸体。
新闻周刊：你如何得到这些尸体的？
朱昱：去了很多家北京大医院，我都是认真讲出我的想法和方案，大部份医院拒绝了我，根本就没有往下谈的可能。后来我去了那家大医院（朱昱要求保密），解剖室的主任听了我的想法后，觉得里面有东西，就配合了我做了《袖珍神学》及《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由于我这几次都是带着这个圈里人去拍照，所以后来他们做的大量以尸体为材料的作品，几乎都是从这个医院的解剖室里来的。我们都是租借，用完后再还给他们，租金多少不一。
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做《植皮》这个行为？
朱昱：我在解剖室里看到散放的人体，以及大夫们在他们身上解剖后的痕迹，包括我自已以它们为材料做的那些行为，这些让我感到伤感，我觉得它们受到伤害，希望能够去救治，疗补他们。当时我想用自已身上的皮和血来做这个行为。
新闻周刊：做《植皮》这个行为时的医院的态度是怎样的？
《植皮》的方案是98年定的，99年开始实施，难度很大。大部份医生不理解，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这样故意伤害违反医生准则。他们说血和皮很宝贵，不要浪费。我最开始去的北京专治烧伤的那个医院，有个六十多岁的主任大夫挺理解我，他有独立想法，愿意给我做这个手术。而且还安排让我看了几次手术现场，本来手术都安排好了，但做行为艺术必须要录像拍照，在这点上和院领导没有谈成，而且这事一闹，全院都知道了，老主任压力特别大。医院有的大夫一听我要自已取皮往尸体上缝，就说你先去精神科挂个专家号吧。
新闻周刊：那事情是怎么做成的？
朱昱：我去了另一家医院，我先说我是艺术院校的，要做一个展览，有个单位对方就会增加一些信任感，而且还要开介绍信，医务处还打电话证明了一下，然后与我签了个协议，医院对自已的定位是"对艺术家的创作提供技术支持，"我承担手术中可能造成的危险及费用。另外要对医院保密。手术在2000年3月进行，局麻，在肚子上取了12x4.5厘米的一个梭型皮，缝了二十多针，手术费1500元。下了手术台大夫用瓶装生理盐水泡着的皮交给了我，当天晚上还与朋友吃饭说这个事，半夜三点钟回去麻药劲过了就疼得不行了。
新闻周刊：你说要把皮植到尸体上么，最终怎么又植到猪肉上了？
朱昱：在家养伤时我想我这种行为，它有舍身舐虎，割肉喂婴的奉献精神在里面，令人感动，但感动后没有新的观念。这时候我就想到猪，如果把这些完全浪费，把血，把皮，全部浪费，把这个传统的意义全部消解就会有新观念。这决定挺难的，因为一般的观众不理解这种观念的变化，而且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讲，用尸体会更有视觉冲击力，最后我到亚运村附近的菜市场买了半扇猪，挑了半天才找到一块皮上有伤的猪，我补的就是那块。
新闻周刊：这个事件在圈里评价如何？
朱昱：我98年做镶嵌的行为，就是因为没有用这个材料，没有刺激，人们就很难思考一个问题，包括到后来大家对这个事件的批评，就说明其实已经产生效果了
我的行为有底线，我不会自杀
新闻周刊：做《食人》的初衷是什么？如何实施的？
朱昱：有点冲动的成份。我想对人类的文化伦理道德做一个挑战，我从骨子里想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人，不就是碳水化合物么？去年圈子里人都用人体做材料搞行为艺术，没有创意，你抄我我抄你，真烦。我想通过这件事堵一个头，有点赌气。比狠么，这算做到头了。不刺激就不能引起思考，在文明社会里出这么个事情，我看看大家怎么评论这个事。材料也是通过妇产医院找的，拿回家我给蒸了，其间我吐了两次，当天晚上没敢回家。
新闻周刊：有没有人就此事在法律上找过你？
朱昱：没有人来找过我。必竟这不是面向公众，是圈子里的学术问题，有些事情你不能界定，看你从哪个角度上看。而且这件事不知拿什么来衡量，不像以前搞行为的一裸体就有人要抓流氓，但这个东西没有界定，比如说医学和艺术都要学解剖，都要利用尸体。
新闻周刊：行为艺术有没有底线，会不会为了更强烈的刺激把自已推上绝路？
朱昱：不会的，我觉得艺术的底线是，是你以什么为目的，好像国内在说我是以残酷为目的，我不是为了吓唬人。对我来说艺术是有底线的，我承认我是个有问题的人，倒不是我不健康，我还有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不会自杀（笑）
新闻周刊：你认为行为艺术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朱昱：这个挺难回答，很难有一个标准，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第一是看他真不真诚，这是起码的前题，是不是哗众取宠，有些东西，既使付出了再多的，大家也都知道他是装的。第二艺术家本身是无法参与评价，我只想超越他们。
新闻周刊：你对行为艺术圈怎么看？
朱昱：北京的圈里人我知道的大约有50多人吧，平时不太来往，也不怎么讨论观念上的事，各做各的。这里面也有抄袭和模仿，有的人缺少一个逻辑关系，本来在美院上学，一出来就喀喳成了行为艺术家了。1999年在"后感性展"是我第一次用了尸体。找人体这个渠道也是我最先发现的，但是现在大家都用这材料，抄来抄去，烦。
。我一般不说这事，圈里都是息事宁人。这个圈里还是挺注意关系的。
新闻周刊：你的作品卖出去过么？马六明和张洹现在日子过得好像还不错。
朱昱：《食人》在上海双年展上卖了1000多美元，再就是小学时参加美术比赛得过7块钱，这是我靠作品获得的全部收入。行为艺术是不可能让人奔小康的，如果从作品的卖相来看，必须要用一种形式感，像字画的表现一样，而我的东西很多是纯观念的，其实好多好卖的东西是可以分析来的，张洹的东西就很有形式感，《65公斤》，他那一吊，就有卖点。
我是弱势人群
新闻周刊：你以前的情况是怎样的？
朱昱：我小时在成都，87年来到北京上中央美院附中，考四画室，考了两年，最后一年考完专业课后我就没继续考，觉得没啥意思。
新闻周刊：为什么？
朱昱：考了两年，头一年英语考了3分。第二年有十多人考四画室，我有不想考的意思，我的一个同学拿过我的准考证，说你不考了，那你烧啊？我说我把名让给你，你得给我钱啊，为了挣四百多元，我把证烧了。其实这也是个必然，那时当代艺术和美院已经有一点对立的关系了。在美院附中上学时我做了个装置，美院的人一看都急了，上附中就玩这个，他们很愤怒。正好学校的教学检查，院长靳尚谊看到后批评我，你什么都不懂就玩这种乱七八糟的。
新闻周刊：你对正规的艺术院校如何看？
朱昱：上美院就了为了给自已找个后路，找个饭碗，确定了一种身份，虚荣心得到满足。我认为我放弃美院是严肃的，这是我的一个方向，一个态度，这个决定是比较危险的。这以后就做前卫艺术，对我来说，并没有装置，行为，绘画的界限，我也不知怎么就做出来，只是我的观念需要用行为来表现。
新闻周刊：你中学时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朱昱：学习也过得去，因为我画画的长处，算比较孤独，心挺高的，感觉从小有独特的心意，心里想得比较崇高伟大的事，对身边的事不太看重，不愿和一般的孩子过多的接触。上小学五年级时，看家里人给我订的美术杂志，看着就哭了，心想有这么帮臭人，老菜，我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新闻周刊：你的家庭情况？
我父母是一般的知识份子，我在家老大，下面有个妹，学理工的，爸是飞机设计，母是教师。父母从小对我不是刻意的培养，要求必须如何，你愿意画就画什么。现在的女友跟我认识五年了，你问她年龄？嗯好像比我小五岁。我从没有成家的打算。
新闻周刊：你父母和女友知道你的行为么？
朱昱：有的事我瞒着他们，但植皮这事儿他们知道，
新闻周刊：他们的态度？
朱昱：我父母还像我小时候那样，不管我，你觉得有意义就去做。我和女友从不探讨这个。
新闻周刊：你童年是怎样的？
朱昱：跟外界没有更多的交流，看看书。我看的都是大家看不懂的书，一些哲学，到后来，比如康德，虽然都不理解，但在脑子里留下很多概念，在脑子里飘很多概念，这种飘的感觉很好，可知又不可知。有时可以打乱重组
新闻周刊：你们老师对你如何评价？
朱昱：说我要么是大傻子，要么是我看不懂。他们可能觉得挺奇怪吧，我上中学时画画肯定比美术老师画的好，比老师画得好，肯定会被压制。
新闻周刊：你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收入来自哪里？
朱昱：我是弱势人群，但不妨碍我对生命问题的探讨。可能算做"非暴力"不合作。我一个人住通县，房租一年一万，平时会给别人做做设计，和美术有关的东西，但我只出卖体力，不出卖脑力。大多数时间我在家里，坐着，看会书，然后站起来，那块植了我的皮的猪肉泡在瓶里在家里摆着呢，我比较懒得跟人联系，起居不定，这样一个人住，也有点不太正常。（笑）
尹吉男：（艺术评论家）像朱昱这样的行为艺术家近期出现了一批，争论比较大，我也在观察，这究竟是真实的态度还是一种策略，1985年就有很多人利用各种策略来吸引人。是不是非得用尸体这种材料才能表达？现在大家都玩尸体，玩动物，从人的朴素的情感上来讲，这的确令人反感。在西方，这样的行为肯定不会被允许。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对自已行为观念的一个系统阐述，不太清楚用这种材料的必要性，是否表达了其它材料所不能表达的意境，如果不用尸体就没有话语，那么艺术家本身的东西又在哪儿呢？
是自已的作品就是真心喜欢，他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些行为的照片或者实物摆到家里观赏了？如果不是，那就有可能是一种策略。艺术界现在这么艰难，用策略也是难免，那么成功一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后，这些艺术家还会做什么？这需要观察。
实验艺术也是有底线的，他可以提问，可以挑战，但一定要向最基本的人性挑战？艺术首先是对人的尊重，表达对人的蔑视以前早就有人做过，这不是新东西。哪怕你为艺术壮烈牺牲了，你要达到还是没有达到。艺术需要的是怎样才能扩大人类的想像力和可能性。
从操作上来讲，用尸体是否征得了家属的同意？他们中有的人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死人不是人"的话，这很令我反感，这有点法西斯的成份了。以前日本专家在中国考古还要对墓先行道歉仪式。
艺术可以刺激，但刺激的未必是艺术。
冯博一（供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从事当代艺术评论,"不合作方式"策划人之一）：朱昱的作品是最极端的，但未必有代表性。我的基本立场是推崇前卫艺术，一般外行人觉得太残忍，太过份，但我觉得这也要和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和对社会的看法结合。去年以来，以大同大张（张盛泉）、朱昱、杨志超、孙原、彭禹、琴嘎、何运昌、朱冥、徐震、杨振忠、杨福东、萧昱、曹斐、陈羚羊、冯卫东、何岸、宋涛、陈浩、郑继舜等为代表的一些艺术家近两年的系列作品，以畸变怪诞的行为方式和场景呈现出一场场血腥的表演，以身体的奇观-----支解、变形、侵害、疯狂、死亡，吸引或得罪了许多的观众，仿佛实验报告。他们"玩"命如儿戏，按部就班地迎接死亡，几乎是窜演的黑色幽默，引导观众进入了一个荒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颠狂、欲望无限膨胀、骨肉相残、人性乖戾的世界。他们试图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真实的一种。他们不仅以血肉、尸体等媒材见证暴力，更要观者见证其行为、装置过程的暴力化倾向。也因此，在媒介材料上予以了扩展，在风格上也构成了一种挑衅。这种"伤害"与"自虐"的观念和方式不但代表大陆文革后伤痕艺术的突破，也直指80、90年代文化艺术界躁动的征候之一端，这是一种畸形历史文化环境下的病态激情。
文、图 本刊记者 王轶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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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要是我哭了
要是我喝酒了
要是我看不到你的头发
和你微笑的脸庞
那我就失去了整个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