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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狂骂 作者: 烟一直抽 于文学城难得一笑
我就特别地纳闷，咱国家这电视行业怎么就弄不好哪？每天一开电视就开始烦，挨个儿台换始终是那些人那些事儿，那叫一扯淡。。。
说说几个我最讨厌的电视节目和电视人吧。
（一）春节晚会
我记得有狗那年就有春节晚会，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存在真是不容易，想想除了新闻联播之外就属他历史最悠久了。可要说这么多年了，节目也该换换了吧，老一个姿势搞没啥意思，可这帮人倒好，愣是一条裤子穿到头儿，哪面儿脏了就穿里头，把干净点儿的冲外头，翻来复去，无休无止，每年在过节的时候总得给大家带来点臊气味。
春节晚会里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里头出现的小孩子，人家孩子招谁惹谁啦？让那么大点儿小孩儿穿个不遮体的小裤衩小兜肚什么的满台上乱窜？缺德不缺德啊，还非得把孩子们那张小脸儿画的跟比利时国旗似的无颜六色，损不损啊？我孩子要是被选上去表演，我宁可偷着掐死他也不让他去。那些孩子说话还都不利索哪，就逼着他们唱党好党伟大，太他妈恶心人了，我怀疑那些党员编导们都有严重的恋童癖，真让人腻味。
还有就是倪萍，那倪萍我是腻味到了极点，丫他妈会什么啊？一张老脸儿每年还都得露一把，人老珠黄了您就跟家闷着长嘘短叹一番完了，可人家倪奶奶，就是不甘寂寞，拼着老脸儿不要也得每年上把台，脸上那把皱纹都快赶上李瑞环了，还他妈不知耻哪。丫还特爱煽情，每当丫一个人说话念群众来信来电的时候准得给丫一大特写，恨不得让大家数数她有几根儿鼻毛，丫还特爱装蒜，一给特写就念的特有劲儿，好象接了一大款客人似的，竭力讨好曲意逢迎，时不时再挤出几滴浊泪来，仿佛高潮一般，烦死人。
小品，真不知道那些扯淡的玩意儿有什么好笑的，愣是有人捧那玩意儿的臭脚。我一看小品就想吐，看看演小品的那些人，有一个长的象人的吗？赵本山，别的不会，就会扯嗓门儿哭爹似的乱叫，跟狗似的，在我印象中东北人都特好，怎么就出了这么一傻B？会什么他？就会装王八把大脑袋探来探去喊：“干哈干哈啊？”走路跟腿中间多了一套东西似的，恨不得劈着大叉拿生殖器走路，那叫一难看。。。那潘长江，最最最腻味就属他，整个儿是一睾丸脸儿，就差脑袋上带一大黑高帽子他就齐活了，跟赵本山一样，他也属于喊派的，耍活宝属丫最牛，装残疾人他在行，我就没见过拿自己糟改有比他更牛B的。
唱歌儿的也够戗，这几年春节晚会我都没看全，不知道有个叫郭峰的露没露脸儿，那孙子，靠，提他我想乐，这位爷真牛，头型海酷，大中分，从远处看活象一个COCK。特纳闷儿，长成这样儿的也能唱歌？那脸跟烂柿子皮似的，五官好象让人放水泥搅拌机里搅拌了半天似的，扭曲的不象人脸。他唱歌也有意思，人家说这艺术家都特奔放，肢体语言都特丰富，这师傅也不例外，每首歌儿从头儿唱到尾，就没看他闲会儿过，身上但凡能动的地方他准得拿出来活动活动，，我猜想甚至包括裆下。他的歌基本都没什么旋律，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可他倒好，硬是以为自己唱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唱的时候脸上表情痛苦异常，好象大便干燥拉不出来抑或骑自行车的时候痔疮发作，可一唱完，马上变张脸儿，好象刚射了出来似的，特畅快，总之这人挺无厘头的。
春节晚会还有好多人招人腻味，我这回先写以上这么几个。
（二）还珠格格及几位演员
我老姐以前挺爱看琼瑶，什么在水一方什么的，我以前不敢评价琼瑶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没看过她写的东西，也没看过她作品改变的电视剧，可这两年这老瑶可是在咱这儿火了一把，一个格格就把全中国给强奸了，整个是一精神鸦片，也不知道老瑶写这东西是为了什么目的，找乐儿？这片子不找乐儿啊！有教育意义？谁说这片子有教育意义我跟谁急！苦思半晌，实在想不出来丫什么目的，后来在街上碰到别人打架对骂，一老娘们儿骂另外一老娘们儿傻B的时候我想通了，原来老瑶是一傻B啊！
再说演员，俗话说的好：傻B找傻B，鸭子不日鸡。老瑶选这几个人也没什么象正常人的。
说到还珠格格就不能不说赵薇，这傻B妞纯粹就是一活鬼，长的没什么好看的还愣当自己个儿赛貂禅盖西施，也不知道丫是不是
得了失心病，装疯卖傻，还愣有人说她傻的可爱，我就纳闷儿了，装傻B还有人说可爱？要真那样儿我到真想天天装傻B。赵薇姑娘是很愿意有人叫她傻B的，整日里摆出一付“谁说我傻B我跟谁好~”的架势，让人看着心酸啊。我北京的朋友带我去过电影学院，说那里姑娘特漂亮，到了那里一看，姑娘再漂亮也没有门口儿停的车漂亮，通过这一点我算明白赵薇姑娘是怎么红的了。卖呗~谁说我傻B我卖给谁~
还有那演皇上的老货，靠，什么玩意儿啊，别的不会，就回一咧嘴哈不哈呵不呵的一笑，装的心情特畅快特爽，完全就是一神经病，我最喜欢听他说一句话：“恩，朕赦你无罪！”在我听来他说的应该是：“恩，朕射你无罪！”废话，你他妈是皇上，想射谁射谁，
谁丫的敢治你罪啊？
再有就是那林心如，胸都平成那操行了还出来晃荡，小的跟金橘儿似的，也不害臊。最近她演了个广告，好象是个牙膏的，看了以后悬没把我乐背过气儿去，呲着大牙，俩眼儿瞪的跟蛋子儿一边儿大，学赵本山探着脑袋说：“叮叮当，叮叮当，牙齿要健康~”靠，真恶心，我要是做避孕套的我也找她做广告，也来一段：“叮叮当，叮叮当，带套保健康~”
（三）所有名称和“娱乐，音乐，欢乐”等等有关系的综艺节目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钻出这么多类似的节目，挺奇怪的，节目有的还真不错，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的节目，里头放的“非常不流行”我就特喜欢看，介绍的都是我以前喜欢的老摇滚重金属什么的。除了这个之外别的真的都特操蛋。
比如说有个叫什么音乐全球通的，我靠，那女主持人，靠靠靠，王朔讲话：“柴禾妞儿”，我那天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小脸儿，吓的我一晚上心里都不舒服，真替她爸她妈难过，怎么生了这么一闺女啊？大家回头留神看她那牙，里外共三层，靠，也不知道她吃东西是什么样儿，这嘴里哪儿是牙啊，整个是一收割机。。。
最恶俗的就是欢乐总动员，超级模仿秀，纯粹是拿活人糟改，那里头模仿所谓名人的人纯粹都是吃饱了撑的，有什么劲啊？无非就是想混个名声出来，男的模仿某位刘德花之辈，露个脸儿，回老家就成名人了，搞小姑娘方便些。女的学学某位王菲之流，说不好还有哪个星探什么的找她去拍两个三级片儿，顶不济了还能泡上几个纯情小弟弟耍耍，也不错。。。
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什么娱乐现场，我妈一看见那女主持人，好象叫李霞，一口把饭吐了出来，咳嗽了老半天，我说：“妈您怎么啦？”妈说：“没事儿，没事儿，吓着了。”我乐着说：“谁吓您啦？吃着饭哪。”我妈又看了眼李霞：“这女的怎么长的跟黄鼠狼似的？”我：“。。。。。。”
没写完，回头接着写。。。
好累啊写的。。。。。。。
（四）少男少女不男不女组合
这玩意儿这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刺溜一声就从裤裆里蹦了出来，利马儿大红大紫，咱都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想的？非爱看这个，我就死活儿看不出有什么好看的。记得最早出现的是韩国的高丽棒子，热闹了一阵儿，现在还火。有句老话形容高丽人叫
“省吃俭用小棉袄，铺张浪费大裤裆”说的是朝鲜那地方老百姓穷当官的富。这些年不知道怎么的就用到韩国人身上了。有个什么组合，老在电视上放，嗬，那叫一英武，清一色黑色小褂子黑色大口袋裤子，耳朵边儿上还带一天线，就差一把AK47，巨摇，冷不丁一看还真以为解放军上台表演军事五项哪。我记得我头回看的时候盯着屏幕看了好半天就是没看出来丫们是男是女，头发又长有多还弄的跟刘唐似的。他们唱的是什么我听不出来，都是韩国话，不过看他们唱歌时候那表情我能猜出来他们特愤世特嫉俗特反叛，比KURT还KURT，瞪着小眼儿呲牙咧嘴，对着台下指手画脚，又劈腿又甩胯的，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丫们身体条件这么好干嘛不练体操啊？跑这儿捣臊算哪道啊？特奇怪，就这种傻B还有人爱看？
（五）青春剧偶像
这些年青春剧可没少拍，估计最早的是红楼梦，那片子我看了好多遍，确实不错，先别说那欧阳奋强男不男女不女，就说人家敢演，人家就敢把自己往女的方面演，现在行吗？放眼望去，现在电视里的青春剧的男演员里有几个象爷们儿的？
胡兵，那傻B白长了身好皮毛，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当模特挺好，丫嫌模特挣钱少，死气白咧非往影视圈儿里钻，你要是钻没关系，演的好也行，对吧，可这胡爷到好，演傻B一绝，前些日子放了他和那什么蛆蝇的一个片子，这位爷愣把自己个儿当成一小学生，玩儿柔情，说话那叫一甜，舌头都伸不直，还老拿手托着下巴趴窗台儿上琢磨哪个妞想跟他乱搞，想着想着还妩媚的一笑。看的我那叫一烦啊。估计毛宁要是想拍个自传型的电视剧，演小玉的除了胡爷没别人儿！（谁知道毛宁乱搞时当男的还是当女的啊？）
李亚鹏，这兄弟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他比那胡兵可多了几分英武，小眼儿倍儿精神，笑起来跟猴儿似的，块头儿也大，适合演三级。不过丫要是不演笑傲江湖的话我对他还真没什么印象，演完笑傲他可算出了大名了，全中国四十岁以下看过金镛的全认识他了。这位爷演的哪儿是令狐冲啊？我看他装疯卖傻那劲儿，等琼瑶奶奶想拍个还珠贝勒的时候可以让他试试，跟赵薇演对手儿，比比谁傻B。不过这小子最近钱肯定是没少赚，拍了好几个广告，有一个叫什么智能王的最邪乎，耍了几路武当拳，放了几个大宝，炸塌了一堵墙，我还琢磨着丫他妈是给什么运动鞋做广告哪，正等着他说：“我炸墙，我喜欢~”，谁曾想这爷莫名其妙的来了句：“我酷！智能王！”我愣了好半天，自言自语：“我操，美猴王~”
周杰，路毅之类：如果上头那两位是傻B，那这几位就是傻B+EST。
（六）韩乔声 & 张潞
也不知道这俩儿师傅长没长耳朵，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张嘴在同时骂他们傻B，他们愣不知道。我一直认为老韩是一党员，要不怎么会这种功夫。老韩满嘴跑火车的功夫可不是瞎吹，大家伙儿都知道，不过好象丫有个找乐儿的段子大家都没太留神，都忘了是什么时候了，直播意甲，国际米兰，丫先捧了一会儿张潞，哄的张潞傻乐了半天，然后老韩就把把嘴冲向维艾里，说维艾里是现在世界上身价最高的球员，顿了顿，口气特危言耸听的来了一句：“九万亿里拉！”靠，维艾里要是知道非得乐死。那张潞别的不行，跟我原来单位司机老曹一样，大眨巴眼儿，有时还磕巴，挺搞笑的。丫和老韩在一块特般配，两个人比着看谁说话快，比谁说话犯错儿多，比谁犯错最搞笑。。。
（七）王志文
我老觉得我们家门口儿市场里那卖盗版VCD的是王志文他弟弟，跟丫一个德行，整日里装大尾巴狼，表情特严肃：“弟兄，要好盘吗？欧美的日本的都有！便宜~”王志文这货估计全中国的男人就没有爱看他的，演了多少年了，愣是不改形象，保持阶级斗争脸儿一百年不变，甭管他是演警察还是演毒品贩子或者什么别的，始终都改不了那种让人腻味的臭德行，张的跟黄瓜似的你丫吹什么啊？有嘛可吹的呀？我就死活儿不明白。。。
太累了，不写了。。。
我总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才看电视，可是每次看不到十分钟我就开始烦了。为什么我们国家拍不出来象DISCOVERY那样象样儿的节目哪？我这里没有丝毫崇洋媚外的意思，就说人家拍出来的那东西，他就是好看。
接着上回的骂，挨个儿骂，有一个算一个，谁都跑不了！
（八）武打片
我记得我看过最早的武打连续剧好象是武松，那时候看的那叫一过瘾，小时候还没事儿在床上对着空气拳打脚踢甚是威猛，总觉得自己是一大侠的苗子，最惨了也是一解放军战士，官衔还不能下了团长。谁曾想别说大侠了，连参军人家都不要我，说我不符合条件，我那气啊，问那管征兵的：“我条件不行？当不成兵我当元帅总行了吧？”后来人家悬没把我揍一顿。
扯远了，接着说电视，这些年武打片可多了去了，打开电视您就看，隔两个台就有人在电视里拼命，看他们打架可有意思，嗬，威猛，牛，先说扮相，男主角一水儿是英俊小生，女主角肯定是貌美如花，反派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天我看了一片儿叫什么我给忘了，看见一男的，拿一小片儿刀，指哪儿打哪儿，巨牛，在看他那张脸，哇，好好英俊耶~~~头发分好几层，好几种颜色，真不知道丫他妈是哪儿的人，怎么生的这么头好毛儿，我一看他着扮相就喜欢，特喜欢，心想，敢情小玉也是演艺圈儿里的啊。再看丫那做派，我靠，活脱脱一人妖，丫喝酒拿杯子的时候小拇指还他妈翘着，我再靠，真恶心啊。
还有一片儿，有一人一身儿铁皮衣服，全金属外壳，我琢磨丫是什么时候人啊？古代有这衣服？还他妈什么金钟罩铁不山，早过时了，弄一身不锈钢的多皮实，刀枪不入，您剁吧，来，您剁，看哪儿肉多您就剁哪儿，肉乎吧？嘿嘿，累了吧？老子没事儿，来，招家伙！就这还他妈是武打片？整个一特警判官！
再说打架，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看的最好的古装动作片就是东方不败，徐克拍的电影，挺好看，后来丫不行了，前些天出的蜀山恶心坏了，完全是一远古版天煞，跟恐龙特级可塞号似的，俩人满天飞，大喊一声：“合~~体~~~”合完了就是一超级塞亚人，无敌！再看那傻B郑伊建，我看了两遍愣没看懂他是干嘛的，最找乐儿的就是那昆仑派的宝贝，我看那片儿没字幕，听那女的一：“月经轮”我一楞，嗯？月经轮？来月经就来了，怎么还轮？来月经的时候还得轮啊？忒牲口啦~又扯远了，那是电影，不是电视。。。
武打电视剧里的动作都很漂亮，高手打架嘛，自然不是街头斗欧，都是拿家伙的，大片儿砍，红缨枪，刀枪剑戟斧钺勾叉什么都有，就差上点三八了，丫们打架的时候都特怪，明明根本砍不到，被砍那人非得来个特花俏的姿势躲避，然后喝一声：“好功夫~”冲上去再去拼命，每一招都打到对方最容易躲避的地方，比如说拿刀的，非往人脑袋上边平削一刀，离脑袋还老远哪，被砍那人根本都不用躲，还非来一狗啃泥才能避开，特诡异，还有就是奔下三路去的，你丫砍就砍大腿或者胯下，可爷们到好，非冲人脚面来，砍的时候还特假，故意让对方看出来，还使眼神儿：“兄弟，我该砍你脚啦，赶紧跳~”“砍吧，我马上就跳！”有好几次我发现是跳起来以后才砍的，怪了，就这还他妈大侠哪？傻B呀！
（九）孙楠！
为什么跟上一叹号哪？因为我他妈最最最腻味丫的！早就想骂丫的，后来群众意见大，哭着喊着让我骂他几句给大家解解气，我跟大家说啊，就算你们不提我也得骂他！谁有本事谁就把我这帖子放CCTV里头去！让那傻B看看！
这孙楠可是一怪物，莫名其妙就红了，挺肥的一人，唱起歌儿来跟女的似的，掐着嗓子唱，好象自己没睾丸，我估计丫确实是没睾丸，他不是唱过吗？“你快回来，我没你硬不起来，你快回来，我不能没有睾丸~！”靠，就这傻B。。。最搞笑的就是丫在房顶儿上拍那MTV，靠，整个儿一猪上房，丫还平躺在那上边儿，我心里话你丫傻B找雷劈啊？没睾丸就没睾丸，你上房干嘛呀？抗议啊？抗议也别抗这儿来啊？跳大神儿您别这儿跳，您那吨位摆那儿了，给人房顶子弄塌了人家可不管你是不是残疾人，照打不误啊！
丫最不是东西的勾当就是在晚会唱歌儿对口型，我是无所谓，这傻B唱的歌儿我没爱听的，可问题是全国有这么多跟他一样的残疾人啊，同是天下无蛋人，孙楠可是一代表啊，这么做对的起他兄弟们吗？在看他那张小脸儿，跟柳树皮似的，嘛都有，青春豆儿还没退净就上台捣臊，胆儿忒大了吧？人家都说没睾丸的人脸上都干净，上下没毛儿，再看人孙公公，那头发，靠靠，呵呵，染成绿的丫就是一特种侦察兵了。
搞笑的是他唱歌的时候要么下半身哆嗦，上半身不动，要不就是学跳艳舞的，下半身不动，上半身乱甩，死命晃荡他胸口那两团大肉，一边儿晃还一边儿乐，好象人都特爱看，特刺激，我觉得应该让丫演东方不败，连化装都省了。
累了，大家还想骂谁？我回头接着骂~
回复贴子：
回复人： laiping(飞天鼠) (2001-8-31 11:42:52) 得0分
哈哈哈哈哈，没看完我就已经笑翻了
回复人： vcbear(一只平凡无知的熊) (2001-8-31 12:04:33) 得0分
笑翻了,too,
这丫要是能来灌水乐园骂一番就爽了
傻B+EST = ...BEST？理解。呵呵。
哪里翻来的，我去继续看!
回复人： tzgh2000(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001-8-31 12:06:10) 得0分
特来灌水。
回复人： tzgh2000(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001-8-31 12:06:45) 得0分
特来灌水。
回复人： tzgh2000(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001-8-31 12:07:44) 得0分
特业灌水
回复人： rainman2001(*&^%$#@!~) (2001-8-31 12:28:10) 得0分
强烈要求continue!!!
回复人： sforever(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2001-8-31 12:28:22) 得0分
够狠
回复人： WieldWolf(我是狼？？？) (2001-8-31 12:34:31) 得0分
公益广告：
200分
http://www.csdn.net/expert/topic/260/260090.shtm
回复人： cathy0505() (2001-8-31 12:40:03) 得0分
我觉得没什么好笑的
这人完全变态
也想学王朔骂人骂出名吧
回复人： wd_7777(托尔) (2001-8-31 12:43:32) 得0分
朱军！这傻B
回复人： baolqun(baolqun) (2001-8-31 12:44:43) 得0分
赶超笨猫
回复人： WieldWolf(我是狼？？？) (2001-8-31 12:49:48) 得0分
continue
回复人： laiping(飞天鼠) (2001-8-31 12:49:51) 得0分
好笑的并不是他的观点，是他的语言
这伙计的嘴太TMD损了，哈哈
回复人： gwbasic(笑笑) (2001-8-31 12:55:43) 得0分
？？,
回复人： Admanzhang(我不是倪璇宝) (2001-8-31 13:09:54) 得0分
骂得有趣，，，，，
回复人： Admanzhang(我不是倪璇宝) (2001-8-31 13:12:30) 得0分
铁幕下比较过瘾的发泄，，，，，可以调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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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孤陈(csl23) 日期：09-02 11:01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主题：孺子可教也
作者：罗伯特.庄(jhadwar1) 日期：09-03 13:10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主题：你这鸟人真他妈的够损，不过很多还是有道理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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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长篇文章：苏联共产党亡党十周年祭 上一篇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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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根据7月13日他在中央党校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1991年8月24日，苏共被迫宣布解散。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但诚如作者所言：“苏联>
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者运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从一个侧面，再次简要地回顾、审视了苏共覆亡的历史，证明了“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的真理。
认真汲取苏共丢失政权、宣布解散的沉痛教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阐释的理解，坚定对“三个代表”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认识。
正文
不久前，我们隆重、热烈地欢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可对于北方邻邦的共产党人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因为相隔不到两个月的8月24日，就是苏共亡党(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执政党的历史命运如此天差地别，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深思。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４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１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１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也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人和人的关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不仅大批好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十年“文革”，造成百业凋零，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们也在发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在广播里、报纸上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被强奸的民意由不满走向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正是这种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帮”的覆灭。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种爆炸性冲突，没有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那样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台，也没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这同样既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也要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去考察。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我国无数民主先驱者终生奋斗的目标，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人们向往的西方大国竟公然支持中国的封建军阀来扼杀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爱国者是在屡屡碰壁后才发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不能相比的。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这还不包括大革命失败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不包括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仅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就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身家性命掩护下来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遗孤，是他们抚养成人的。党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感情是无法分离的。
二、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牺牲在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7年抗战开始时，全国还有4万党员，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但仅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天。
三、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务员。还有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尽管他们有缺点，但他们与旧社会的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也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直保持了下来。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人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四人帮”一伙不能代表党，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仍然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人民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经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党也没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焕发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机会。
五、最重要的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坚持了一条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信任。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前苏联东欧道路的基本答案。
“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层含义之一
因此，我们党的坚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这一生命线的认识，是渗透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中的。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开国元勋，但诗中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承认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种种弱点自己也都有：“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赞颂都有诱惑力，但他的结论也绝不含糊，那就是“若无人民岂能活？”“来自人民莫作恶”。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场的金钱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权势邪恶所压倒的高风亮节的精神支柱。
记得有位老一辈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群众的，有人忘了也会想起来；但是，以后的人就难说了，他们忘记了群众，也不容易想起来。今天重温这段话，的确是语重心长的。
如今，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运用，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以及他们的眼界和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样一支向“四化”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带领群众艰苦奋战，使近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没有任何政党能如此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也是获得举世公认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长期的执政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铁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没有了危机感、威胁感，也没有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乐、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增长，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情况也更突出。有的干部对党的传统本来就知之不多，胆子却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门邪道，群众观念却越来越淡薄，甚至个别出身贫苦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忘了自己来自人民。如胡长清从小放牛、砍柴、种田；而成克杰14岁时还不会说汉语。作为从穷苦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最不应该忘记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嘱托和期望，但却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是信任和拥护的。但是，如果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领导者离心离德。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同样存在。
如今，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了，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多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要说对比，他们更会用自己身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言和行来进行对比，看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样子。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触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党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看法。
同样，建党已经80年了，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一代绝大多数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说，人们对过去的领导者还有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上的认可，那么现在的领导者则已不可能再靠这些了。
那么人民凭什么继续信赖我们呢？
只能靠一点，就是实践证明，我们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
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最大的篇幅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深层含义所在。黄苇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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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帖子
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
外交战略旨在实现国家重大的长远的利益。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积累了雄厚的外交资源，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让与，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让与，都必须确保我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成了过时的概念；发展经济的急迫性逼空了在对外斗争和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惕，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被逐步“空壳化”，“发展主义”被奉为圭臬，片面的经济发展论成为内外工作的最高指针。这既反映了文革后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的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更暴露出在当时的执政者中大思想家断档、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及面对社会精神危机时的无奈。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在全民族“一致向钱看”的大潮中，国门的打开更增强了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了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对西方的憧憬渐成社会时尚，相应地，“重北轻南”以及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孙子战略”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便有了充分的依据，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上述背景催生了关于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流”的论断。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政治颠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同时，由于失去大国均势制约，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间因民族矛盾或为了争夺区域主导权频频爆发战争；再者，发展中国家在美苏均势时期保有的相对和平和发展的空间以及战略回旋余地均大大缩小，发展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但正是在片面的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研制工作废弛，甚至在“主流论”的影响、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使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武力干涉和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大增。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领导人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一逻辑的荒谬不仅有违其口头上一贯信奉的唯物辩证法，也为国际关系史和毛泽东时代的大国外交所证明，是外交指导思想上的“闭关锁国”！
况且，经济能否发展决定于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加强民族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而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原有的民族工业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日增，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陷入严重衰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严重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目标和远大抱负，无意于管理革命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而醉心于利用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攫取短期的经济利益。社会的动荡更加深了人们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资本外逃日益严重，国内企业投资增长踯躅不前。对国家多年积累和资源的分光吃净、过度的行政分权和权力市场化改革，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府的“软政权化”，政府再无力量兼顾早已严重分化的各个社会利益群体，而越来越依从强势集团的意愿，从而深陷社会矛盾的核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由于政府无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动员国内经济（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港澳台资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达到增长极限，最后只有靠大规模引进西方跨国资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缓解眼下的政治经济困难。但西方跨国公司是为东道国市场而来，是东道国民族企业的强大敌人，与东道国政府有着权力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它们是西方强权推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重要工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话语霸权，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改革开放主观目标的神圣性并不表明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必然正确性。把改革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反映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和精神的贫困，也构成真正解放思想的体制障碍。中国固然可以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不断挖掘出“主动性”扩大开放的理论依据，但国内经济的窘境和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依赖，使政府在被迫扩大的经济开放中很难与西方国家周旋，达成真正的双赢。不惜一切加入世贸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表明发展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走入绝境，当局苦无治国良策而寄希望于借助外国经济势力作振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博。不幸的是，始于1995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减少收入预期、增加支出预期的社会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会购买力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弱点早就洞若观火，他们利用中国的急切心理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成功地迫使中国为加入世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外交方略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超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我国家安全的挑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我国欲加强未来主导局势的能力，绝不能坐视他国掌握海上主动权；更不能片面地以“国内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由放弃斗争。环视周边海洋国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而他们怎么不怕开罪于中国，怎么不怕“中国的威胁”使其周边环境变得恶劣？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给出了答案：中国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和为贵”、“以德报怨”。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孙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我国人民必须要居安思危，真正睁眼看世界。否则，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应当看到，我海上面临的形势逼人。因此，从现在起，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加紧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争取尽快形成区域范围内（西太平洋）海空军远距离联合作战的较大优势，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近期，有必要自行制造若干艘航空母舰，形成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在对外宣传上，对台湾则称是为了保卫南海诸岛；对东南亚则讲是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美日同盟主要意在遏制中国，其联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面对两大强敌，中国的处境自然较为不利，战略回旋余地就会减少。但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美日同盟的基础就难以动摇，中国也就很难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从另一方面看，台湾问题越持久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韩德国家统一模式并不适用于统一台湾。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
而在台湾，日本长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了殖民地心态，加之光复台湾后国民党政府统治政策的失当，造成台湾当地人对岛内大陆人的隔阂和敌视。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民主化开始后，政治权力逐渐“本土化”，以台籍人为主体的执政的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默契配合，将坚持中国统一的大陆籍国民党非主流派排挤出政坛，加速台湾人意识的全面推进和各方面的本土化，这加剧了台湾岛内“族群”分裂和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的背弃。1996年李登辉直选连任后，开始着手破除台湾基础国民教育中关于“大中华”思想的灌输，鼓吹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为台独培养精神和民众基础。直接选举而非经立法院间接选举“总统”确立了行政权力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构架，为利用执政优势推进台独奠定了制度基础。2000年3月，民进党的陈水扁竞选获胜。执政的民进党首要目标是革除国民党时代的各种弊政，以尽快取信于民；并分化、削弱国民党，争取在立法院形成优势，两岸关系对它而言并非当务之急。但由于受制于政党政治和大陆的压力，陈水扁暂时只能选择在统独之间走钢丝，寻机小步迈向台独。
美国的态度对于大陆和台湾均至关重要。从美国角度看，今后若干年里，中国无论变强还是转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变强，则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无疑将大大地不利于台湾；中国转弱，则中国更有可能通过对台动武转移视线、缓和国内危机。因此为阻止中国“冒险”，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包括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增强在关岛的远程打击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力图大大削弱中国的报复能力，提高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并压缩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提出“战略模糊”概念，即：（一）中国军队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进攻台湾，美国将进行干预。（二）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则不干预台海冲突。这似乎与美国对华作出的“三不”承诺前后一贯。实际上，美国正可以通过对“模糊”设定的两个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释，使自己牢牢掌握两岸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台独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没有突破美国的“战略模糊”情形之二，美国则继续有理由保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当前，民进党执政伊始，根基未稳；美国对华军事围堵、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边缘化，以及进一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瓦解中国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战略的实施尚需时日，台美此时都不会过分去刺激中国，逼其动手。待到台独时机成熟，中国大陆被迫“不怕流血牺牲”诉诸武力时，美国到时就会把脸一抹，祭起早已准备好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自决”，“台湾的命运只能由那里的人民来决定”等等。中国届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均会陷入相当的被动之中。
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应战。不能再把思路停留在过去二十年事实已证明没有任何实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僵化模式上。台湾要的是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但不要一国。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台湾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台湾政治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台湾以一切借口回避统一，已彻底丧失了民族大义。大陆僵硬的政治宣传、无可信度的武力恐吓、和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轻蔑。
中国在1978年和1982年与美国谈判建交和售台武器时，因发展经济的需要，急于与美国妥协，留下了今日美国售台武器持续不绝、甚至公然突破8?17公报的原则，大幅度提高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祸患。如果当时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态度强硬到底，美国会出于联合中国遏制苏联在中近东疯狂扩张的战略考虑而接受中国的条件。这已为美国官方近来解密的外交文件所证实。没有了售台武器这个尾巴，中国大陆再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方案，必能在当时已遭美国彻底抛弃、情绪沮丧的蒋经国先生治下的台湾引起共鸣，中国将会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
时过境迁，当年一切有利条件均已成过眼烟云。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现实、勇于面对挑战，而不能机械地将解决港澳的“天才构想”应用于台湾。那种“寄希望于”式的呼吁和不对症下药的政治军事恫吓，是无视台湾社会政治演变的无的放矢；那种持“台湾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之论、以及自以为一旦海峡形势恶化，只要揪住美国讲过的话，就可以阻止美国直接支援台湾的观点，更是本末倒置的无稽之谈。凡此种种要求我国必须从速解决统一问题，彻底摆脱美国利用台湾对我采取的战略挟制。和平方式徒具宣传价值，已根本不可能解决统一问题。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后者与清朝实力悬殊，康熙帝尚须加兵威于外，何况现在，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居心险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美国。
但战争绝非莽撞之事，必须从事关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运筹谋划。要善于打各种牌，在国际社会中巧于周旋，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台湾此次大选，西方普遍予以很高的重视，认为是政治民主化再次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继之陈水扁表示愿意访问大陆及开放“小三通”，西方的政界和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充满了善意和和解精神。台湾的演化和陈水扁的舆论公关颇符合西方的价值观，这容易使其在国际舆论动员方面占上风。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智慧影响和动员舆论，使“曲在彼”，否则在西方舆论对政府对外政策倾向有很大制约的情况下，舆论上的被动将会在战时陷我国于经济和外交上更大的被动。
收复台湾时机选择及其重要。雅尔塔体制崩溃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在全球市场趋向统一的同时，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入侵，输出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必然引起输入国为保卫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旧的世界秩序瓦解后，整个世界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的崛起、宗教势力的抬头，将使世界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性热点将屡屡出现。这既会迫使美国寻求与我国的合作，也将使其频频分心于其他世界热点。这就非常可能产生可为我方利用的有利时机；而我方若能适时大大加强军事实力，包括改进武器装备水平、加强三军协同作战和两栖登陆（含大规模跨海运输）能力、提高针对外来干预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等，则劣势可去，优势可得。
时机一旦成熟，则对台湾实行立体封锁，以围促降，力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其在我方设定的时间内拒绝和谈，则立即跨海作战，在美日得以作出反应之前以闪电之势将其打垮，并占领全岛。应努力避免久功不下，致使台军坚守待援的情况。如果出现一定的胶着状态和美军介入，则立即进行局部或全面的战争动员。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在统一战争打响前，必须对全体国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制订将国民经济必要时转入战时体制的详尽方案，和应对战后西方制裁的各种对策，以及在攻取台湾后肃清残匪、稳定经济、管理社会和争取民心的各项方针措施。美国（包括日本）为维持其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坚守所谓支持“民主社会”的承诺，并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中国与之关系必然恶化。我们手中并非无牌可打。经济上不遵循美国人的所谓规则，限制美日在华经济利益，加强中欧、中俄经济合作；外交上，在安理会投否决票，反对美国的重要提案，支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内，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惜举倾国之兵与美国一战，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
台湾的光复，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的战略地位上升，美日受到削弱。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基地，收复钓鱼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不过，一俟统一完成，美国有可能放手日本武装。对此，我国可以声明，如果日本重新武装，将危及亚太和平，中国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日本给予严厉警告。
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对于维护我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挟光复台湾之余威出现在南中国海时，我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
要迫使美国合作，必须抽掉其手中的筹码，同时要使其明白，中国是遏制不住的。如果寻求对抗，美国的失要远远大于得。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以对等的姿态谋求长远的合作。台湾统一后，中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最终会走向和解，从长远来看，中美战略合作对我国家安全和稳定世界局势意义重大。我国远交近攻方略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在寻找到真正战略共同点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现在所说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其对华“超越遏制”和“全面接触”战略的具体体现，即企图在经济上支配我国，并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使我政体发生演变，最终既削弱我国，但又不至于使我失去对国内秩序的控制，政治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在国际事务中无心也无力向其支配地位发出挑战，外交上唯其马首是瞻。
在我国以顺时针方向依次解决海疆问题后，再行解决边塞问题。重点目标是印度。我国目前在与印度举行的边界谈判中不宜急于以让步的方式达成协议，否则，可能进一步助长其对我西藏地区的野心。印度积极侵占我西藏南麓，其意在控制军事上的制高点。试想，若我方军事力量部署在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传统习惯线，就能居高临下俯视印度的恒河平原。如果由此进攻，则可势如破竹，直捣新德里。这将使我方具有很大的战略威慑优势；然而，目前是印度实际控制约九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如果印度空军对我川藏、青藏公路实施战略轰炸，我方仰视地势如此之高的青藏高原，后勤补给和反攻的难度都相当大。印俄关系由来已久，俄国一直视印度为其在南亚的盟友，因此，它绝不愿意看到印度被削弱。故，我国应支持巴基斯坦牵制印度，并借美国之力平衡俄国的影响。前者不难做到，后者须看美印关系如何发展。
在正北方，与蒙古的关系事关我国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蒙关系有所松弛，但俄国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响力。近几年来，美日在蒙影响力上升较快，这有利于冲淡俄国的传统影响。目前，俄国因自身经济上困难重重，对蒙古的影响力呈下降之势。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全面加强与蒙古的政治经济合作，增加在蒙投资，并大力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努力争取使蒙古成为我国可靠的友好盟国。
结束语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谱写新中国外交史上更加辉煌的篇章。
第4个帖子
主题：张五常《经济解释》
张五常《经济解释》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1-08-09 10:36:18
凡本报连载张五常《经济解释》文字，作者均保留版权，未经授
权，不得转载。
今天，好些经济学文章我看不懂；科斯、阿尔钦、巴泽尔等高人
也看不懂。你说奇不奇？所以《经济解释》只有一个可取的法门：复
古！世界是新的，思想是新的，哲理也是新的———把这些混合起来
用古法炮制。———张五常《如临大敌》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12）
第二节
功用是数字的定名
一般而言，推断或解释行为或现象是需
要量度的。要推断你在某十字街头会向右行而不会向左，是因为向右
会较快、较安全，或较舒适，等等，这些都是量度。量度不需要有很
多个选择（options），但起码要有两个。说甲比乙大就是量度，而
假若我说在某个情况下你会取大不取小，就是推断。
量度是排列：大小的排列、多少的排列、重轻的排列，等等。假
若排列的选择太多，甲、乙、丙、丁……用尽还不够，我们就要用数
字。数字是无限的。量度的定义，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但数字本身
是没有内容的。我说17、29，是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但若我说29磅你
就知我是说某物体的重量，也知道29磅比17磅重。
说一个自私的人要争取自己利益的极大化，我们也可用数字来排
列这个人的选择。假如我说在某情况下，这个人会选29而不选17，那
你会问，29或17是什么？
问题就是这样。我要以数字来排列你的选择，但数字本身没有内
容，怎么办？我可以说你选的数字是磅数，但“磅”是指重量，有所
混淆。但我怎样也要给这选择排列的数字起一个名字，怎么办？我于
是闭着眼睛，胡乱地打开英语字典，手指下按，开眼一读，那个字是
utility———功用。
20世纪中叶，经过百多年众多学者的耕耘，可取的功用定义就是
那样简单：功用是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不代表快乐，不代表享受
，也不代表福利。功用所代表的是选择的排列（optionsranking），
而又因为选择数之不尽，我们就武断地用数字，说数字较大的比较小
的可取，或较小的比较大的可取，但不可以说大的小的有同样的可取
性。
“功用”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数字是大是小不重要
，重要的是次序：我们若说数字大的功用比数字小的可取，不能在中
途反转过来，说小的比大的可取。这是逻辑上的需要了。
大致上，数字有三种用场，而其中两种是量度的。第一种非量度
的，是数字可用作鉴辨。例如你到马场赌马，每只马的身上都有一个
数字，如7号、3号等。这些数字不论大小、快慢，而是作为鉴辨之用
。买七号马，跑胜了你就去收钱。
数字其他的两个用场，是关于量度的了。有两种量度，因为数字
量度可以有两种排列。一种排列的数字是可以加起来的，叫作基数量
度（cardinalmeasure）；另一种数字只可以排列，但不可以加起来
，叫作序数量度（ordinalmeasure）。
一尾鱼是2磅，一只鸡是3磅，二者加起来是5磅。磅是基数，你要
找一条8尺长的绳子，找不到8尺的，把3尺的与5尺的加起来，就是8尺
。尺也是基数。凡是基数量度，都可以作线性转移（lineartransform
ation）。举个例：温度的华氏是基数量度，摄氏也是基数量度，知道
华氏的度数，我们可以方程式求得摄氏的度数，万无一失。磅与公斤，
码与公尺，皆可以作线性转移的。
量度功用的一个困难，是功用不一定可以加起来。一
磅面包的功用数字是4，一盎司牛油的功用数字也是4，二者同吃，其
功用数字会大于8。一杯咖啡的功用数字是4，一杯茶的功用数字也是
4，二者同喝，每杯的功用数字会小于4。那所谓可以相加的功用（ad
ditiveutility），遇到互补物品（complements，如面包与牛油）或
代替物品（substitutes，如咖啡与茶）的情况，就有不容易解决的
困难。
话虽如此，经济学者曾经下过不少工夫，意图以某种办法来使
功用可以用基数量度，其中最精彩的，是20世纪的数学大师温纽曼（
J．vonNeumann，1903－1957，此公发明电脑结构）与经济学者摩根
斯坦（O．Morgenstern，1902－1977）合作写的《博弈理论与经济行
为》一书，洛阳纸贵，在第二版（1946）中作者指出，在有风险的情
况下，功用是可以用基数量度的。但这量度是需要四个假设才可以接
受，而这四个假设中两个有问题。
第三节
费雪的贡献
今天，经济学者所用的功用数字，一般是序数量度。序数量度的
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但可以排列次序。排列是量度。不能加起来的排
列，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差距不能相比。101比99大，99比89大。前者
的差数是2，后者的差数是10，但因为不是基数量度，我们不能说后
差数比前差数大五倍。
举些例子吧。香港小姐比美竞选，冠军88分，亚军82，季军79，
名次是排列了。但我们不可以说，冠亚之别，比亚季之别大一倍。举
另一个例，学生考试，老师武断地以分数排列。在加大作学生时，一
位同学问老师，考试的积分是怎样算出来的。老师回应道：“考试的
积分只是武断排列，不这样做的老师会因为太蠢而不能在加大任教职。”
文字题的考试积分是序数量度。
以序数排列功用，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说某人取甲而舍乙，是因
为甲的功用数字大于乙，而若附带的局限条件处理得恰当，某人的行
为就被解释了。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
代表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总功用数字有什么用途。十多年前一
位香港中学生的父亲给我电话。他说儿子考试，老师问及总功用（to
talu？tility）的用途，儿子答不出来，因而不及格。这位父亲问答
案，我反问：“你的儿子真的不知吗？”“不知。”“那你的儿子比
老师知得多了！”
1892年，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者的费雪（I．Fisher，
1867－1947）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部分是关于功用理论的。那是一
本天才横溢的书，而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基数
排列功用是不需要的。这是因为在边际上，基数排列与序数排列没有
什么不同，而解释行为单看“边际”就足够了。“边际”功用是指多
一点物品或少一点物品所带来的功用数字转变。从边际上看，没有什
么需要加起来，也无需比较功用数字的差距。
解释行为只须从边际的变量入手的论点，始于W．S．Jevons（18
35－1882），重于费雪，而后继有人。1946年斯蒂格勒指出，要是一
个生产过程同时造出两种产品，每种产品的平均成本我们无法知道，
但边际成本的变动我们是知道的。以解释生产的行为来说，我们是不
需要知道平均成本的。
后来我作交易费用的研究，就单从边际的变动入手。在真实世界中，
交易费用不容易量度。可取的解释行为的办法，是判断在不同的情况下
交易费用会变高还是变低。变动是“边际”，而假若没有变动，行为
是不能被解释的。以边际变动的方法来处理交易费用，费用的量度是
基数还是序数没有分别，而我们不能说基数量度比较精确，因为量度
的精确性是观察者的认同性，而不是数字的详尽性。
让我再说一次吧。功用只不过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随意定
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这是我的老师阿尔钦说的。斯蒂格勒说
：“无论我们假设一个人争取最大的是财富，是宗教虔诚，是消灭唱
情歌的人，或是自己的腰围阔度，对严谨的需求理论来说，是毫无分
别的。”史托茨（R．H．Strotz）说：“很明显，我们无需判断功用
的量度是以金钱，或以散漫的时日，或以八度和音，或以英寸来支持
，而我们更无需认为功用的量度是一个心理上的单位。”这些是20世
纪50年代的智慧了。
第四节
替换定理与等优曲线
在第一章我们谈及，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
束。在局限下争取个人的最大利益是一个约束，而有了功用的理念，
就变为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了。这约束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
），但解释不了多少人的行为。说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争取较高的功用
数字，是套套逻辑，加以局限条件的变化，我们能推断的只是一样经
济物品增加而其他物品没有减少这一类的选择。
替换定理（postulateofsubsti？tution）补加了约束，因而增
加了解释行为的范畴。这个定理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牺牲任
何物品来换取任何其他物品。你同意不同意？你愿意不愿意以自己的
生命来换取一碗鱼蛋粉？这定理说你是愿意的。只要你牺牲的够少，
而换得的够多，你就愿意。
你走过马路去吃鱼蛋粉，是冒一点点生命之险而去的———车
祸的风险不是零。像其他父亲一样，我愿为自己的儿女付出很大的
代价———这是爱。但为了工作，我与儿女相聚的时间不多———
这是爱与生计的替换。
不要说因为你是个有原则的人，有些原则上的事你半步也不退让
。人各有价，我自己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叫价颇高，但假若你给我
很大的“好处”，而我只须放弃微不足道的原则，那我就跟你成交了
。这是替换。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替换，功用分析就创造了那有名的“等优
曲线”（indifferencecurve———国内历来译作“无差异曲线”，
既乏文采，也不正确）。因为愿意舍甲而取乙，我们在甲乙两种经济
物品之间很容易找到一条曲线，在这线上的每一点功用数字相同。“
等优”是指功用数字相同，每一点不分彼此地同样可取。这曲线一定
是向右下倾斜的。此线于是成为一条分水岭，凡是线之右上的每一点，
皆比线上的每一点有较高的功用数字，较为可取，而线之左下每一点
却相反。
在约束行为上等优曲线增加了用场。两样经济物品，人的选
择不需要甲、乙皆增，或甲增而乙不减，才算是优胜可取：一增一减
可能是优胜的。等优曲线有无限多条，二线永不相交，而右上的每
第5个帖子
张五常广州讲演录（上）
４月１３日，应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２１世纪经济报道》邀请，张
五常教授在“岭南财经论坛”发表了题为“产权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
演讲。
本文由李俊慧女士录音整理，是张五常教授演讲内容的一部分。
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理解中国改革的钥匙
１９７９年我来广州看我的姐姐。那时候广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没
有灯；市场上连一只鸡蛋都买不到（笑声），我的姐姐在床底下养鸡（笑
声）；到外面吃饭很难找到一家好的餐馆，有时候叫了菜也没有白米饭，
因为那时候白米是要配给的。那是２２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学可能还
没有出世。
两个多月前的农历新年，我又来到广州，到佛山一家酒家吃饭。那酒
家有一条食街，你可以随意选购东西让他们煮，有汤水部，有海鲜部，有
小炒部，有烧腊部……光是海鲜部里就有６种虾，任君选择，琳琅满目，
多得不得了。
２２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产权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这么
大的变化。所以产权对民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要听清楚，我说的是很简单的东西，这是经济学的基础。在鲁宾
逊一人世界里是没有产权的。不需要警察，没有市场，没有银行，没有货
币，没有经纪，没有公司，没有律师，只有鲁宾逊一个人。经济学的困难
就在于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人后，两个人就成了社会。社会的定义就是
多了一个人——我喜欢从简单的角度看问题。
两个人都想要同样的物品，竞争就无可避免。有竞争就要决定输赢。
决定输赢就要讲游戏规则。你们打网球有游戏规则，田径也有游戏规则，
弱肉强食也是游戏规则，走后门也是游戏规则（笑声）。有了游戏规则后，
就可以决定输赢。比如田径的游戏规则是以谁快谁慢来决定输赢。
你一早起来就要开始竞争。你去吃早餐，在这社会里就得有人吃得少
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竞争赢来的。现在的竞争很简
单。我是大教授，但我没有优先权；即使我的父亲是政协委员，我也没有
优先权；我考试考第一也没有优先权；但我掏出一张钞票来，我就有优先
权了（笑声）。你想要个苹果，我也想要同一个苹果，我拿出２元，你不
肯拿出２元，我就赢了（笑声）。
这个用价钱来定胜负的准则，我们要感谢科斯发明的科斯定律：只有
明晰产权，才有这种准则；取消了产权，就不会有这种准则。
现在佛山有那么多东西买就是明晰产权的结果嘛。自由市场究竟好不
好很难说。我只能告诉你自由市场是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如果你问我喜
欢哪种制度，我喜欢全世界的财富、美女，全部要用读书考试来分配的制
度（笑声、掌声）。
决定胜负的准则可以有很多很多，市价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假如市价
不存在的话，或像以前那样是配给的话，那你们就要走后门，或者要排队
。你排队花的时间是浪费掉的嘛，你站在那里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
但如果鱼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说１０元一条，你能拿出１０
元就是你赢了；你拿不出１０元的话就算你是政协委员的儿子也没用（笑
声）。那你会怎么样？你就要去工作，去赚１０元来买这条鱼。所以你要
拿出１０元，你就要对社会做出１０元的贡献。
市场是有交易费用的。你说要有明晰产权，但明晰产权的界定和保障
是很贵的。市场的交易会引致多种的交易费用的，比如说信息的费用、律
师的费用、警察的费用。
在华盛顿州，一个红苹果——我２０年前在那里的时候，如果到果园
里去买，自己摘——５美分一磅。但如果到市场上买，３毛钱一磅。香港
出产的产品，在美国卖１元的话，在香港顶多只能卖１毛９分。在这１毛
９分里，其中一半以上是工厂里的经理、秘书的薪金。所以在美国卖１元
的产品，在香港的生产费用最多也就是３、４分钱。大部分费用都是交易
费用，所以交易费用是很庞大的。
但市场交易可以赚很多钱，大家都获利甚丰。不是赚１倍、２倍、１
０倍、１００倍，也不是１０００倍，起码赚１万倍，可能是１０万倍，
也可能是１亿倍，我也算不清楚。为什么能赚那么多？
举个例子，１支圆珠笔，１元１支。这支圆珠笔是用塑料制造的，里
面是石油工业的油，还有金属在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发明，那就是有一
颗珠子在笔尖那里，可以有很多颜色的变化。现在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
保守估计，是５元人民币１小时。就是说一个普通工人工作１小时就可以
买５支圆珠笔。
但如果要你自己从头发明、制造这支圆珠笔，就算在座的６００人全
是世界一流的天才，你们穷毕生精力，从一无所知做起——比如说你们是
从一个荒岛出来的——我要你们制造１支圆珠笔，你们６００人穷毕生精
力也不能制造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挖路的工人只要挖上１２分钟就可
以买１支圆珠笔。
在交易上赚钱，可以有如此大的利益呀！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穿的衣服，
要是你自己来制造怎么能行？自给自足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
交易上却可以赚很多很多。
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呢？同学们通常会说这是“比较优势理论”，英文
是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弗里德曼认为这是最
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现在他也同意我了（笑声）。比较优势理论有点帮
助，但第一重要的是专业生产，专业生产使学习费用降到很低。大家各自
专业生产，然后到市场上交易，大家的利益都很大。
因为专业化的缘故，就有人去做专业研究。新的发明一出来，几千年
都不会消失。你想到一点，他想到一点，日积月累就是很多。我们现在的
日常用品，都凝结了许许多多前人的发明。专业研究、专业思想、专业生
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上交易，大家都赚很多。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市场；要有市场，就要有明晰产权。这就是著
名的科斯定律。没有明晰产权，就没有市场，就这么简单。
明晰产权的定义，是我发明的（笑声），有三个含义：使用权要明晰；
收入的享受权要明晰；转让权要自由。所谓转让权，包括出租权在内，所
以使用权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说使用的决定权在我。有了这几
个权利，就是明晰产权的定义。
举个例子。假如我这手表是值钱的，我要拿出来卖，就要价高者得，
你给１００元，我就卖给你。但是现在我这手表不卖，你们排队来拿吧。
那得到手表的人排队所费的时间就会刚好值１００元。但你花这些时间对
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大凡财产任人取用，就会有这种后果：物品或资源的所值烟消云散。
这就是我说的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比如说这个湖里养了鱼，这些
鱼是我私人所有的，你去钓可以，给钱吧。但假如那个湖任人垂钓，所有
人就会都跑去钓鱼。结果钓鱼所花的时间的价值，等于那些鱼的价值，结
果鱼塘的租值等于零。
如果鱼塘的产权不明晰的话，要么就没鱼在里面，要么就人人都去钓，
耗费与鱼的价值相抵消。但如果鱼塘是属于某个个人的话就不同了。我不
会让那么多人去钓，我要收租，那就有租值存在。你要给租金我才让你去
钓，我不会让所有人都去钓。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尽量减少租值的消散。其中一种办法就是明
晰产权。那个鱼塘是我的，你要去钓鱼就要付租金给我，你不给钱给我，
我不让你钓，这是界定权利的第一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呢，取消明晰产权，但资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权利是用等级特权来界定的。县有县的特权，队有队的特权，行政官员分
多少级，老师分多少级，非常复杂。这就是用人来界定权利。
要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说，这是
上帝造成的，怎么可能平等？每个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
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
在明晰产权制度里，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不一样，有人富一点，有人
穷一点。但正因为产权不平均，人权就可以平均；人权平均，就可以搞法
治，可以搞司法，因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资产不平等，
但人权可以平等。
如果资源以人的特权等级来界定权利，人权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搞司
法制度。可以讲纪律，可是不能够讲法律。怎么可能讲法律呢？根据等级，
高官的儿子犯法，跟我的儿子犯法，处分就不同。你不能说这种制度不好，
只能说这种制度与明晰产权制度是不同的。
自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很大，但交易利益也很大。中国改革之前，交易
费用很大，虽然没什么交易。交易费用是指在鲁宾逊一人世界里没有的费
用，根据这个定义，搞人际关系是交易费用，走后门是交易费用，交易费
用非常大。
在国民总收入里，交易费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点点，就会富有很多；
但只要上升一点点，就会变得很穷。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中国的交易费
用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非常高。我１９７９年回中国时，看到那些人上班
时从早到晚就在谈论怎么拉关系，到什么地方才能买到一只鸡蛋，可见当
时交易费用占的百分比一点也不少低。
现在中国改了一个制度，交易费用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降低了，一
下子就富了很多。
我起码有六七篇文章可以传世
以经济学而言，一篇发表了５０年的文章，若还有每年被引用２０次
的影响力，那就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巨鱼了。
据我看，２０世纪只有科斯１９３７年那篇《社会成本问题》达到这
个水平。我１９８３年那篇《公司的合约本质》，观其走势，可堪其匹。
——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我对中国只是关心，无意改进社会。我知道自己不行，这是自知之明
。假如领导人来问我的意见，我是乐意提意见的。至于他们接不接受，我
是不紧张的。
所以有什么会议之类，我从来都不参加。因为参加这些会议的经济学
家都有他们的意图。很坦白地说，有些人自己买了很多物业，所以他给政
府的建议就是要救物业。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意见。弗里德曼
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这是我很
佩服他的地方。
１５年前，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头头来找我，他叫我把我自己的论文思
想写成一本书，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获奖机会很大。我本来
是准备写的，但你叫我写的话，我就不写！（笑声、掌声）正如粤语俗话
所说“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
有件事情我是感到很骄傲的，我可以肯定，我起码有六七篇文章，１
００年后还会有人读。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敢这么说的。（笑声、掌
声）。
关于企业的问题，我想了１３年。我是研究计件工资合约的，因为科
斯要退休，逼我写出来。我写的时候对科斯很客气，但我认为他是错的。
我对艾智仁和德姆塞茨也很客气，但他们那篇著名的文章错得就更离谱了。
所以你看了我那篇文章，就知道他们是错的，我那篇文章是１９８３
年发表的，名字是《公司的合约本质》。这是我写得比较好的文章，１０
０年后还会有人读。企业的问题，那篇文章已经全部解释清楚了。
我做研究是这样的，自己做过的，认为是满意的，交了出去，发表了，
我就从来不再干预。就像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之后，几百篇文章批评
我，也有赞扬我的，很多人要我回应，我从不回应（笑声）。
关于企业的文章，一年有几百篇，你问我的话，我就会说，只有我那
篇是对的（笑声、掌声）。我为什么这样肯定呢？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
工厂里，对于那些计件工资合约我了解得很详细，我是拿着事实来分析问
题的，我不是在数学上绕圈子。所以我知道我这篇文章一定是最对的。
我日日夜夜地写，刚一写完，我就知道，这篇文章一定可以传世。
（笑声）于是我仰天大笑！（笑声）
经济学上有三本书是写得最好的，一本是斯密的，一本是马歇尔的，
一本是费雪的，但我正在写的《经济解释》把他们全盖过了！（长时间的
掌声）
中国的改革还应该更快些
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把按人的等级来排列的制度，转变为按资产来排列
的制度。这是重点，但非常困难，中国已经算是做得相当好了。我在１９
８１年写书推断中国改革的发生，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转变。但我没想到
转变得这么快。我是中国人，血浓于水，所以再快我也觉得不够快，我还
是希望它能改变得更快。
很多人赞成渐进，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钱颖一都赞成渐进。
可是我不同意。他们理论上分析出来要渐进，但他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渐
进有很大的问题，一定要急进。
大致来说界定权利有三种方法，不是两种。一种是以人的等级特权来
界定权利，改革前的中国就是那种；一种是以明晰产权来界定权利，现在
中国就是要转变为这种情况。
但中间还有一种，就是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
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
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
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
承。
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
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
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
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
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
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
中国的问题是，上面要管制，可市场是自下而上的，管制从上面来，
又要搞市场经济，中间就弄得一塌糊涂。所以中国如果渐进的话，印度这
一关就很难过。你要一步跨过去，所以我就说一定要快，一定要有一整套
的改革推出。
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说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
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长痛不如短痛嘛！（笑声）１９９３年我带
弗里德曼去见一位中国的省长。省长说，教授啊，我们中国的老鼠是很多
条尾巴缠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条呢？（掌声）弗里德曼哑口无言（笑声）
。我当然知道答案了，很明显啊，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嘛！（掌声）
如果政策不是配套地一起推出的话，麻烦就很大。哪样先做哪样后做，
很难决定，很容易出错。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１９８８年我
们向中国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１９９１年，科斯拿诺贝
尔奖，那次是诺贝尔奖９０周年庆典，请我代表科斯发表演讲。我碰见弗
里德曼，我跟他坐下来喝咖啡。我说，弗里德曼，我们建议中国取消价格
管制，错了！他说，怎么会错啊？
我说，那些国企解除价格管制，价格就会上升，但生产并不一定就会
跟着上升，这就麻烦了。工人的工资不够买生活必需品，因为物价涨了，
但生产没有增加。
假如是企业的产权明晰，价格一上升，它的生产也会马上跟着增加，
大家都获得好处嘛。但国企就不行了，因为国企是不管赚不赚钱的嘛，哪
管你价格升不升？所以应该将国企产权明晰与放开价格管制一起进行。弗
里德曼同意了。
国企的问题是，在里面工作的人是花别人的钱，不花自己的钱，做错
了也不一定马上就给炒鱿鱼。
国企每一个成员没有固定的股份界定，股份权不可以自由转让，这一
点很重要。所以，我花别人的钱总不及花自己的钱那么小心。在西方，对
企业经理的约束就是转让权约束。像波音公司，我拿着它的股票，我不喜
欢这个经理，我就把股票卖出去。股票一跌，那经理马上就要给炒鱿鱼。
有人说主张急进改革，苏联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但苏联的问题是先
搞政治改革。个人财产权利还没有界定清楚，就开始推行民主，那将是灾
难性的。所以，苏联现在的经济比中国差得远了。
取消外汇管制，取消户口管制，取消海关管制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三
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用特权维护既得利益的问题。几个行业都给堵塞住了，
一个就是金融。不开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
一个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话。刚才我跟你们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说，中国
没有金融中心，不开放金融，怎么可能搞商学院？学生读的书，里面讲的
制度啊，融资办法啊，都是外国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汇
管制，要允许外国银行进入，要让外国的经纪进来。但现在这些全都给控
制住了。我看中美签定的世贸协定，看不到取消外汇管制的条款，那怎么
能行？
第二个问题，要让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转入城市，已经转了很多，但远
远不够。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这很容易嘛，取
消户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给农民，界定他们的产权，允许他们把地卖了，
拿着本钱到城里去碰碰运气。
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因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会增加，只要不贪污，
治安一定能搞好。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维新，突然之间那个５岁大的皇帝，
听了宰相的劝说，在一纸法令上签了个名，日本的土地权可以自由转让，
农民无事可干，大量涌入城市，政府完全没有准备，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
。要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大增长的时期。
香港也是一个例子，解放后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时候很多人跑到
香港去，香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有深圳，２０年来，深圳人口暴升１０
倍，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政府千万不要管它（笑声、掌声）。
第三个问题，要发挥中国最大的长处。最大长处是什么？人力资源。
中国人努力、勤劳、“物美价廉”（笑声），脑力很厉害。像在座各位的
脑力就很厉害。怎么发挥这个长处？取消海关吧！随他自由进出口。中国
人哪里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跟老外竞争，政府为什么要绑着我们的手脚？
保护我们就等于绑着我们的手脚，那叫我们怎么去竞争？我认为根本不需
要保护，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国绝对开放，取消所有的进出口管制，与外
国直接公平竞争，完全不需要什么世贸组织。中国人怎么可能输？不可能
的！（长时间的掌声）
现在要做的，就是取消海关。海关有什么用？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
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怎么会不贪？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
要我不
本期的文字是为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和那些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们准备
的。
张五常多怪论：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解释世界；所有权
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产权才重要；靠竞争赢得的垄断是不应该反对的；经
济学家所谓的影响不过是“时势造英雄”；经济理论掌握通透，简单之极，
而复杂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彰显不过证明年青辈经济学家正在走下坡路！
张五常之论，黄钟耶？瓦釜耶？
经济学非数学游戏，也不能改造社会，惟一用处就是解释世界
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也不是数学游戏，而是解释世界的现象
。一定要先有现象，然后才去解释，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
。我所有的论著，都是从一个现象入手，然后用很基本的理论解释这个现
象。
有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产权不重要，他们搞的是所谓生产函数，英文叫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但它能解释经济繁荣吗？产
权就可以！为什么那么多学者认为产权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
许多经济学者是很蠢的嘛！
现在的博弈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像我的
“佃农理论”，是要解释为什么台湾的农产品在管制下产量会增加。我写
的关于买戏票的文章，是要解释为什么价格高的座位会先卖完。我写中国
的婚姻，为什么女人会缠脚，为什么会有童养媳，这些都是现象。
可现在，我看了１００篇文章，看完了连一个现象都不存在，这是数
学吧？不是经济学啊！现在博弈论已经搞了２０年了，你告诉我吧，它解
释了哪一个现象？给一个我吧，我只需要一个！
我走的经济学的路子跟年青辈经济学家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对世界的
事情认识很多，他们是坐在象牙塔里，很多数学，很多博弈理论，没什么
内容。你要解释世事就要先了解世事，最蠢的学者就是解释完全不存在的
东西，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几十年来一直坐在玉器市场、古董市场里，走来走去就是研究这个
东西。我也做过生意，亏本的也试过，这样才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和科斯比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
你可以到美国的石油公司问问，在全世界正式的石油专家中，真正懂
的，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我张五常。我做石油研究，花了６年时间，逐
个部门、逐个油田看，那些油是怎么出来的，我全都知道。我有个同事在
华盛顿大学研究石油管制问题，他算是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了，但他不懂石
油工业，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写了一本书，所以错得很厉害。
世界很复杂，不可能用几条方程式就搞掂嘛，问题在于你有没有理论
能解释到这个现象，你说你要搞新理论，你要告诉我你的新理论能解释到
什么现象？你说的现象是什么？是不是事实？那些年青辈经济学家，你问
他能解释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不了解嘛。
年青辈经济学家的数学，平均是博士数学家的水平，越来越厉害。但
你问他这个符号代表什么？他就说不上了，搞得很抽象。现在整个博弈理
论，我就认为这个概念不好，我过去写论文是把它放在注脚里的，现在年
轻人反而又翻出来了。你说经济学是数学，写得很美观，很有学术性，也
是一种游戏，可以发表，可以拿诺贝尔奖，但你能解释什么？你能解释人
的行为，我就服你；解释不了，就是废物。
真正可以做到解释现象的，全世界数起来也就只有四五个人。所以我
跟弗里德曼这么谈得来就是这个原因，大家一开口就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我是要解释的，他也是要解释的。我跟科斯也很谈得来，他也是要解释的，
Ａｌｃｈｉａｎ（艾智仁）也是要解释的，今天没多少这样的人了！
我跟弗里德曼都是从事实出发来研究经济学的。研究的出发点都是现
实存在的东西，不像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方程式。
你要解释世事，你就要先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的
。像石油吧，是很复杂的问题，一个细节没搞清就会全盘都错。又比如说
玉器市场，我在街边卖玉时学过，为什么那玉石不切开再卖呢？为什么连
着石皮卖？要用灯照着去猜里面是什么，那些专家要学３０年才能猜到两
三成，要是切开了就完全不用猜了。那些专家好几百人，每人花几十年去
学猜里面的玉好不好，为什么不切开来卖呢？切开来就不用猜了嘛，大家
都不用这么麻烦了，为什么就是不切呢？我为这问题搞了好多年。这就是
经济学研究。
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比如说天下雨，天上有云，但不能用雨解释
云，也不能用云解释雨。这里面有规律，不能自己解释自己，一定要拿理
论去解释，这就是工夫了。年青辈经济学家不懂得这个。
我们的理论走到很深的地方，但能用的一定是很浅的理论。你一定要
走回来。世界很复杂，深的理论不可能解释得了，理论越简单越好。所以
我现在用来用去的都是大学本科一年级的理论，但我抓得很准，因为我曾
经走得很深。走到深处又走回浅处，这样来回几次，用的都是最浅的理论
。但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不是这样，他们惟恐不够深，越搞越深。
复杂理论是不可能解释世界的。世界复杂，你又用复杂理论，天才也
搞不成。比如说科斯的理论非常浅，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弗里德曼）是很
浅的嘛，Ｓｔｉｇｌｅｒ（斯蒂格勒）也是很浅的嘛，Ｓａｍｕｅｌｓｏ
ｎ（萨缪尔森）也很浅，就是Ａｒｒｏｗ（阿罗）也很浅，这些全是我的
朋友。轮到我，我比他们更浅，我对市场的认识比他们都多。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对于货币的认识比我多，但对于市场的认识我就比
他多。几十年了，我就抓着那么一点理论，我就什么现象都可以解释，清
清楚楚。所以我跟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很谈得来，我跟他讲我知道的市场现
象，他跟我说他知道的货币现象，完全没冲突，一讲就明白了。大家一坐
下来，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现象，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分得很清
楚。科学的方法，如何假设、如何抽象、如何解释……都很清楚。
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现象，全是一堆数学。但像Ａｒ
ｒｏｗ，他也是搞数学的。我跟他说玉器市场的事情，他听得津津有味啊，
因为他搞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信息费用），他觉得玉不
切开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老跟着我说：“Ｓｔｅｖｅｎ（张五常的英
文名），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像他这样一个以数学出名的人，对世事
还想多知道一点。年青辈经济学家整天坐在那个Ｃｏｍｐｕｔｅｒ（电脑）
前，就想知道世界、明白世事，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年青人是很聪明的，他的问题是总想刻意创新。但做学问，不要
总想着是不是创新，做到最后，是创新的就是创新，不是创新就不要创新。
我是中国人。中日战争时候我在广西逃难，我年青时的朋友全都死光
了，我自己脚上还有当年烂的疤痕。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经常被踢出学校，因为那时我看不到自己有前
途啊。
后来我有机会到外国求学，那是１９５７年。那时有美国的学校肯接
收我，我看到有知识就会有前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有前途，所以我
读书非常用功。
关于垄断、所有权和交易成本的惊俗之见
垄断的成因有四种。第一种是垄断者有特别的天赋，如邓丽君那样的
歌星，她的垄断权是不应该被禁止的，否则就得割断她的歌喉。第二种是
有发明的专利权或版权或商业秘密，这种垄断权也不应该被禁止，否则谁
还有动力去搞发明创造？第三种是各国反垄断法律通常针对的垄断，这就
是在市场竞争中把对手杀下马来，这种垄断有垄断之貌而无垄断之实，
“垄断者”时时惧怕败军之将卷土重来，所以不应该禁止。只有第四种垄
断是要反对和禁止的，这就是因政府管制或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
微软显然属于第三种所谓的“垄断”。微软案子输了，因为有个很好
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微软却没有用到，就是应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分析，
把软件跟硬件捆绑是为了保护软件产权。
盖茨不是因为垄断而输，而是因为他赚了太多的钱。但是信息产业是
“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要让一个人赚很多很多的钱，才能吸引很多人
进这个行业。现在把微软给杀了，那谁还敢去试？所以信息产业就垮了嘛，
你看那些告微软的公司，现在日子也不好过。我一听是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ｏｒｋ做控方，就知道微软要输了。他们请的是ＭＩＴ一个九流的经济学
家，怎么能胜过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如果是我做辩方就不同了。实
不相瞒，我曾经做过很多大垄断案的辩方，像ＡＴ＆Ｔ的案子，就是我做
的。
所有权不重要。比如说我香港的房子是我的，你说那房子是你的也无
所谓，你说它是国家的也无所谓，只要你进来我有权打死你就行。也就是
说，明晰产权不包括所有权。要明晰产权，但不要所有权，我一向都是这
么说的。６０年代，我跟科斯、艾智仁他们争了很久。我问，为什么法律
书上这么重视所有权呢？他们答不上来。后来我写文章界定产权，就说得
很清楚：不需要所有权。
所谓所有权，英文是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就是远古时
代那些牛羊之类在田野里走来走去，我要辨别哪只牛是我的，就烧个铁印，
烙在牛身上，我一看牛身上“张五常”这名字是我的，那只牛就属于我。
所有权的概念就是这么出来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权只是个ｔｉ
ｔｌｅ，名义上的东西嘛。
彻底的承包制，就是明晰产权。你说这工厂是你的，你爱说就说吧，
只要我有使用决定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你说这是谁的我都不管。
没有产权，就没有市场，这是科斯定律，不可能被推翻的。不讲产权，
怎么竞争啊？你没有市场，因为产权是市场的前决条件，这是真正的科斯
定律。所以你不可能不讲产权。有些人说只要有竞争环境，不要讲产权改
革也可以，完全是胡说八道。
英文ｃｏｓｔ很难译。有时译成成本，有时是耗费，有时是费用，有
时是牺牲，有时是代价。我觉得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应该
译成交易费用，你们译成交易成本，应该是不对的。
不能将交易费用改成交易成本。交易费用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我想了
很久才决定要用“费用”这个词。成本这个词是错的，因为成本有一个历
史的含义在里面。比如你问这杯子的成本是多少，这杯子已经生产出来了，
成本是多少钱啊？你说是１毛钱，但那是你昨天生产它的时候是１毛钱，
过了时的成本就不是成本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应该是费用。
交易费用最好的定义就是鲁宾逊一人世界里不存在的费用，不可能想
像到有的费用。鲁宾逊生产要费用；捉鱼要费用；他爬上山看云，猜明天
会不会下雨，这种信息费用他也有；他摘了苹果要搬回山洞里，那种费用
也有。但鲁宾逊那种制度里没有市场，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银行，
没有走后门，没论资排辈，全都没有。这些就是交易费用。
有些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交易没有关系。文革哪有什么交易？但文革时
的交易费用很高很高，比如说人们整天学红皮书、背语录等等，都是交易
费用。问题是，有交易的交易费用与没有交易的交易费用难以区分，所以
只能说是鲁宾逊一人世界里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费用。
经济理论简单之极
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
术上的大忌。找到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
论著，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及有没有新意———到最后，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路！１０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
有布坎南（Ｊ．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科斯（Ｒ．Ｈ．Ｃｏａｓｅ）、雅
伦（Ｗ．Ｒ．Ａｌｌｅｎ）等人；不肯定的有巴泽尔（Ｙ．Ｂａｒｚｅｌ）、
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Ｊ．Ｈｉ
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路”这个说法
了。
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路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了
。科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弗里德曼也认为数
学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泽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
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道。贝克（Ｇ．Ｂｅｃｋｅｒ）、德姆塞茨（Ｈ．Ｄ
ｅｍｓｅｔｚ）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有实用性的价格理论，永远都是那样“浅”。问得浅，答得也浅，困
难就是要明白重点所在，而这个“明白”是要花很长的时日才可以掌握到
的。
价格理论之所以是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因为一旦掌握得通透，
简单之极。问题是这“通透”来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点要拿得准，
引用时要来得活。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然
后再回到深，又再到浅。我自己来来回回几次后，３０年来就只懂得用浅
的，而忘记了深的或复杂的了。
我这一辈的理念是，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
。成功解释所用的理论永远都是那么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现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组合。要把整个现象解释，可用几个不
同的简单理论，逐部分击破。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
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自利假设和需求定律），活学活用，千变
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有一句格言：大概地对比精确地错更可取（Ｒｏ
ｕｇｈｌｙ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
ｓｅｌｙ ｗｒｏｎｇ）。今天，年青的经济学者似乎不知道这个哲理。
他们以高深的数学，复杂无比的统计，“电脑”、“电脑”一番之后，以
小数点后三四位数字来表达他们的学术结论。这些精确的错，是自欺欺人
的玩意。他们好像没有想过，世界复杂无比，而统计学的陷阱多如天上星。
所以今天那些经济学的后起之秀写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论就觉得复杂
无比，不想再读下去。
伟大与渺小——对大经济学家的若干看法
１８、１９世纪英国有个大经济学家叫马尔萨斯（Ｔ．Ｍａｌｔｈｕ
ｓ），他说人口是几何级地增长，所以粮食很快就不够吃了。胡说八道！
中国明朝初期中国的人口是６０００多万，现在人口上升了２０倍，人均
寿命是六七十岁，比明朝时候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但每个人的生活都比明
朝好了很多。
马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经济学原理》里的理论很多是错的，
但他的架构很好，架构的轮廓很好。他综合了所有前人的东西，建成这个
架构。所以我想问题也是在他那个架构里想的，他错的东西我就不管了，
我改进了他很多地方。但现在很多年青的经济学家，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
架构，这是一个问题。
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英语原作是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
惟一令我产生畏惧之心的作品。它是经济学的第一本巨著，但２００多年
来，没有另一本经济学论著可与它平起平坐：哲理纵横，观察入微，博学
多识，文笔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没有谁读过《原富》会不觉得自己是渺小的。洋洋近百万言，其博学
多才乃我平生仅见。
斯密的重要结论就是自私给社会带来好处，他忽略了自私也可能给社
会带来坏处。达尔文讲进化论，说进化是根据经济原则进化的，说进化是
一直在改进的。斯密讲自私，说人是被迫要自私的，社会制度是逐步改进
的。他那社会改进的观点影响了达尔文，达尔文就有了进化论，所以达尔
文的思想是从斯密那里来的。
我的看法呢，自私会对社会有利，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在某种情形
之下，自私的害处可能会将人类灭绝。达尔文研究物种进化的时候，他不
知道在几亿年的历史上有这种事情发生：有些生物曾经很蓬勃，突然之间
灭绝了。为什么会这样？
斯密与我的观点最大的分歧就在这里。我很崇拜斯密，但我认为他有
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只是集中讲自私对社会的好处，而忽略了自私对社
会的坏处。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解释不了。
斯密错得很厉害，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伟大归伟大，错归错
。有些人也许什么都对，但我还是瞧他不起。斯密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人
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个世界都看透了的。我对市场的认识比斯密多，他
关于市场的很多说法是错的。
斯密屡有小错，但无伤大雅。他的主要论点的整体，不仅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而且越来越对。大思想家就有这样的能耐：分拆开来好些地方都
错，但合并起来的整体却是对的。
人力资本不是新的概念，从１９３０年到现在都有，是Ｆｉｓｈｅｒ
（费雪）首先提出来的。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很多人完全不看
他的文章，真可惜。你问现在那些搞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的年青辈经
济学家，他们完全没有看过Ｆｉｓｈｅｒ。Ｆｉｓｈｅｒ是个天才，我是
他的拥护者。我对Ｆｉｓｈｅｒ的理论弄得融会贯通。
我这人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好，我就会学到你的全套本事。我对Ｍａ
ｒｓｈａｌｌ（马歇尔）、Ｆｉｓｈｅｒ的东西很精通，但我不喜欢的人
的东西我是完全不懂的。
弗里德曼永远喜欢深入浅出，其言论与观点清楚绝伦。你懂不懂经济
学没有关系，但总知道他在说什么。好些行家认为，弗里德曼在口才上的
清楚明确，２０世纪无出其右者。
我是艾智仁他的学生嘛！学生有什么理由不超过老师？他的东西我都
融会贯通了，他的错误我都纠正了，怎么能不超过他？
经济学家其实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超乎常人之意料；
事实上，统治我们这个世界者，仅只是这些思想而已。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经济学不可以改进社会，怎么可以改进社会呢？但作为经济学者，我
们被人利用则是可能的。
有很多经济学者是很蠢的，他被别人利用了，还真的以为自己很有影
响力呢。我呢，你们要利用我我也无所谓，但我不信我有什么影响力。现
在市场经济理论占上风，我张五常刚好在这里，那些产权、交易费用理论，
刚好是我和科斯他们几个人发明的，我又会写中文，那就“时势造英雄”
了。
弗里德曼５０年代初期写了一本书，真的是怎么也卖不出去。２０多
年后，１９８０年他又和夫人写了一本书，其实第二本没有第一本好，但
第二本成了全年美国最畅销的书，全世界译了很多个版本，卖了几百万册
。我问他，你怎么现在厉害了那么多？他说不是这样，是“时势造英雄”。
所以我们很自量，讲什么政策，讲是讲，但你听就听，不听就算，完
全无所谓。
我的兴趣就是解释，当我解释到一件事情之时，自己知道逻辑井然，
可以整晚都睡不着，太高兴了。那种骄傲之情啊，不到那个境界你是不会
明白的。你在科学上的追求，好像爬山一样爬上去，到了相当的高度，往
下一看，看到下面的人还在爬，多少人连路都找不到，你会有一种很骄傲
的感觉。
我对凯恩斯是有很大的反感的。１９３６年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就
认为自己很重要。他对经济大恐慌有很多建议，是大英雄嘛。他明知道所
有的人解释他的理论全都错了。别人说他是主张大政府的，而他自己说不
是。他觉得自己这么重要，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崇拜他，而他们都错了。但
就因为他们都错了，他就是大英雄了，所以他就不去改正他们。他说等他
们搞得更糟糕时再去改正他们。但等来等去，他自己就死了，就没得改了
。我对凯恩斯是很鄙视的。政府想将自己搞大，就把凯恩斯抬出来，捧为
宗师。
所以经济学家的所谓“影响力”，都不过是“时势造英雄”造出来的
。就像现在你们要搞市场经济，就把我张五常就当成了英雄。其实我什么
影响力也没有的，但你们喜欢利用我就利用吧。 动心也办不到的（笑声）。
臣 对耽搁您的时间抱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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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源于生活的激情与事业的热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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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1-09-04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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